岁月流转，细数来，我已在检察岗位上工作了整整三十个春秋，见证了定海检察院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变迁，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检察新人。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的风雨检察路就像一幅浓缩的历史画卷在一个老检察人的心里缓缓地展开，仿佛昨日重现。

　　刚到检察院的时候，用京剧里胡传魁的话说就是：“十来个人，七八条枪”。人员少，条件差。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艰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活艰苦、工作艰苦、学习艰苦。

　　首先是生活艰苦。当初我们十来个人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单位里为我们几个单身汉租了几个房间，几个人挤一间。大约过了一年，定海检察院造起了第一幢宿舍，建筑面积65平方米左右一套，那时可算得上是“小别墅”了，我们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一般干警两人合住一套，厨房和卫生间公用，一直到我结婚、孩子出世，仍与同事合住着。这就是当时的生活，简单艰苦却也和睦快乐。

　　其次是工作艰苦。定海检察院刚刚恢复重建时是在县直机关前面的一个工棚里办公的，后来搬进了县直机关西面的平房里，办公桌椅是东拉西扯、东拼西凑拿来的一些三斗桌、靠背椅，有许多桌椅上都写着“定公”二字，因为当时有些同志是从公安机关调来的，于是连人带物一起过来了，算是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重建的一种支持了。当时的通讯工具只是一部带手摇把人工接听的电话机，检察长没有专门的电话机和办公室，要是谁有电话就由第一个接听的人喊话“某某，你的电话”。为了接听电话方便，我们在两个办公室中间的墙上挖了一个洞，省去了来回跑的时间，闲时我们利用“猫儿洞”做游戏，权当娱乐了。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长江牌的侧三轮摩托车，是检察长专用的，后来增加了一辆东海牌的侧三轮和幸福牌的两轮摩托车。大约过了一年，我们搬进了县直机关前面的新大楼，那时用上了转盘式拨号的自动电话机，检察长也有了专门的办公室和电话机。第一辆四轮交通工具——罗马吉普书也开进了定海检察院。干警们看车的那个兴奋劲不亚于现在的看“宝马”、“奔驰”的感觉。工作条件简陋，我们办案靠的就是一张嘴、一张纸、一支笔，外加一双腿。外出办案的交通工具除了乘坐公交车以外，就靠两条腿走路了。

　　记得那一年，我和林海防同志一起到定海马目办案，当时从马目回定海的班车只有两班，上午十点左右和下午大约两点各一班。那天，我俩紧赶慢赶地把事情做完，结果还是错过了最后一班车。原本我们可以到马目公社的招待所住一夜，可第二天还有任务，时间很紧，我们一商量就决定步行回定海。当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盘山绕岭，旁边吭吭呛呛的拖拉机一经过带来满面尘土。这样，大约下午五点左右我们赶到了岑港车站，幸好还有最后一班开往定海的车，我们买好车票等车。这时林海防同志脱下鞋子检查起脚来，只见他脚上起了一个个密密的血泡，实在不忍多看，想来从马目到岑港也有十公里的路了。当我们风尘仆仆地回到定海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

　　然后是学习艰苦。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检察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的同志都在初中及其以下，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可谓凤毛麟角。就拿我来说，只是一个冒牌的初中生（只上过一个月的初中），学什么都困难，连什么是法律，检察院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们就是凭着年轻人的满腔热血和对党的一颗赤子之心干起了检察事业，干出了一番成绩！不懂就学，在实践中学，边学习边实践，边实践边学习，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没有正规的法律教材，我们就把几位五十年代做过法律工作的老同志学的法学原理，用钢笔刻腊纸，再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大家学习。工作任务重，学习时间紧，我们就发扬“钉子精神”，挤出时间学习，随时随地都带着那么几本小册子，一有空就看，那时我们的办公室每晚灯火通明，无论是单身的年轻同志，还是家有老小的老同志，每天晚上都在单位加班直到深夜，或学习文件或讨论案情，常伴有激烈的辩论，工作热情丝毫不减白天。就这样，我们这些曾经的法盲甚至文盲，逐步成为有经验的办案能手甚至法律专家，这正是一代检察人的自豪！

　　三十年来，检察队伍从以军转干部和复员军人以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体转变为以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法律专业人士为主体；办公条件从一张嘴、一张纸、一支笔办公转变为信息化、网络化、无纸化办公；通讯工具从一部手摇式人工接听电话转变为程控交换机和移动通讯；交通工具从两条腿转变为十几辆较豪华的现代化警车；执法理念从只许犯罪分子老实交代的单一思想转变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人本思想。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只是我们这一代人也从曾经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鬓如霜的老检察人，然而我们对检察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却始终不曾老去，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艰辛岁月也成了历史的财富，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检察人。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未经同意不得转载，如转载法律后果自负。